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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对世界来说，我们还是这个重要动力源吗？****** 文/王恩博 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来说，2022年都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乌克兰危机爆发并持续发酵，新冠疫情反复延宕，全球通胀高烧不退。。。。。。种种不确定因素接踵而至，多个国际机构去年初以来一路下调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近期发布的报告一致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还将进一步下滑。 国际环境风高浪急之下，多重超预期因素叠加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影响。充满挑战的一年过去后，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动力源吗？ 近3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远超世界 回答上述问题，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迈上120万亿元新台阶，达1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6.1万亿元，同比增长3.0%。 这个成绩是在多重超预期因素反复冲击下取得的，可谓来之不易。3.0%的经济增速纵向比较虽然有所回落，但与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横比仍然相当可观。全年6.1万亿元的增量，更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 回顾过去三年，尽管中国经济“形”有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势头并未动摇。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并不多见。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秩序陷入混乱。根据世界银行1月最新数据，2020年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分别下降2.8%、6.1%、4.3%；在大规模刺激政策带动下，2021年经济分别增长5.9%、5.3%、2.2%；随着政策逐步退出，2022年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世界银行预计2022年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分别增长1.9%、3.3%、1.2%。 与之对比，2020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14.9万亿元，增长8.4%，一年净增13.5万亿元，史无前例，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8.6%。过去三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4.5%，明显高于世界2%左右的平均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 让喔龇⒋锞？锰蹇嗄盏耐ㄕ臀；？膊⑽囱由罩林泄？９？ト？辏？诠┬枞笨诔中？┐蟆⒒醣页？⑼贫？拢？拦？⑴吩？？用裣？鸭鄹裾欠？骄？直鸫锏�4.6%、3.7%，2022年更分别达到8%、8.4%，创多年来新高；日本通胀压力持续加大，2022年12月核心CPI同比上涨4.0%，创41年来新高。 与之相比，中国物价总水平持续平稳运行，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三年平均为1.8%，且年度涨幅始终低于预期目标，“国际涨、国内稳”的对比十分鲜明。 多方看好今年中国经济“稳定输出” 进入2023年，中国能否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稳定输出”？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观察到，近期多个国际组织对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进行预测时，都表达了看好中国的一致观点。尽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被看好，但世界银行、IMF、投资银行高盛等都认为，中国将成为今年极少数增速高于上一年的主要经济体。 而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世界而言无疑将是利好。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黄永富表示，中国不仅拥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高附加值的工业体系，还坚定不移地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各行业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先进制造业稳步迈向中高端。 黄永富举例说，近年来，尽管全球疫情、逆全球化趋势等持续干扰，中国外贸进出口却展现了强大的发展潜力和综合竞争力。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2.1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2021年外贸进出口规模再上新台阶，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关口；2022年新能源汽车出口强势增长，远超德国，成为新的出口增长点。 外资是中国分享发展机遇另一个重要风向标。继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后，中国吸引外资继续攀升。目前，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居世界前列，已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黄永富相信，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确保了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此背景下，用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的话说，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他强调，总的来看，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推动今年经济持续回升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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