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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书写日常生活的平淡之美——再读《浮生六记》******

　　【读书者说】

　　作者：苗怀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我跟随演员们的脚步缓缓走进沧浪亭的那一刻，忽然产生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感，不知道是自己走进了历史，还是历史来到了现实。感谢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它让以往案头密密麻麻的文字符号还原为眼前鲜活亮丽的风景。

《浮生六记》苗怀明 译注 中华书局 苗怀明提供

　　一部非常纯粹的文学经典

　　到底是身处2019年11月15日观赏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的这个晚上还是1780年中秋节沈复、芸娘坐在沧浪亭乘凉的那个月夜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场景几百年来每天都可能发生，可以发生在乾隆年间苏州的沧浪亭，可以发生在光绪年间南京的莫愁湖，可以发生在民国时期杭州的西湖，自然也可以发生在当下扬州的五亭桥。

　　这是一对刚结婚半年多的小夫妻，正享受着新婚带来的甜蜜，男的叫沈复，女的叫芸娘。虽然已到中秋，姑苏一带还有些闷热，他们在傍晚时分登上沧浪亭乘凉，先是欣赏夕阳西下，再细品皓月当空，或向外眺望，或坐下闲聊，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需要去发朋友圈，也不需要刻意拍视频，因为这不值得显摆，不过是二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

　　在忙忙碌碌、天天急着上班打卡的现代人看来，如此富有诗情画意的场景更多出现在影视剧里，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和自己的生活有着太远的距离，即便是利用假期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去一次沧浪亭，也不过走马观花，无法体会沈复、芸娘夫妻的那份闲适和恬淡。对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们来说，生活就是生活，艺术则是艺术，但是对这对小夫妻来说，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两者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不仅仅体现为沧浪亭的中秋赏月。

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剧照 苗怀明提供

　　翻开全书，所写不过儿女情长，家长里短，这样一部书何以能成为文学经典？

　　的确，从表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一部条件并不具备的经典名著，或者可以说是一部非典型名著。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有一些先天不利的因素，比如说作者沈复，他虽然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并没有得到过功名，在那个时代，这就决定了他身份的卑微，没有青史留名的机会，整天为生计而奔波，他开过字画店，做过幕僚，还到广东贩卖过货物，活得相当艰难。他的生平事迹别说现在无从知晓，就是在当时，也没多少人关心和知道。

　　再看《浮生六记》这部书，虽然写得颇为用心，但别说刊刻，就连最起码的流传都做不到。沈复去世多年之后，都没有人知道这部书的存在，更不用说记载和评论了。如果不是杨引传这位有心人在冷摊上偶然得到书稿，并将其刊印出来，我们今天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世间竟然还有这么一部奇书。

　　但就是这么一部篇幅不大的书稿，被发现的时候竟残缺不全，全书不过六卷，还遗失了最后两卷。

　　《浮生六记》能残存下来，已经算是万幸了，甚至可以说是偶然，怎么也和文学经典画不上等号，两者之间似乎有着太过遥远的距离，估计当时在写作时，沈复也不敢有这样的奢想。

　　奇迹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光绪三年（1877），杨引传将残存三分之二的《浮生六记》和另外三部笔记著作即《镜亭轶事》《天山清辨》《闻见杂录》一起收入《独悟庵丛抄》刊行。刚一面世，《浮生六记》便一枝独秀，大受欢迎，迅速风行海内外，书坊争相刊印，到当下各类版本至少有200种，而《独悟庵丛抄》所收的另三部笔记则一直无人提及。如果将四部书的合刊看作是一场竞争的话，《浮生六记》完胜。

　　伴随着《浮生六记》的一纸风行，它陆续被各类作品集收录，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被拍成电影，改编为舞台剧，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并出现专门的研究著作，这些通常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经典的指标，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浮生六记》都具备了。

　　这是一部非常纯粹的文学经典，不靠作者的名气，不靠书商的宣传，靠的是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看起来有些偶然，实则又是必然。

　　平淡生活中最为真实的美

　　那么，这本书的魅力究竟何在？全书篇幅不长，并没有展现宽广的生活面，也没有传奇故事和戏剧冲突，写的不过是一对夫妻的日常生活，而且是那种很私人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我们也正在经历着，日复一日，好像没什么可说的，究竟是里面的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们？

　　答案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浮生六记》的魅力就来自它的平淡，这种平淡既是指内容，也是指风格，平淡并不一定非要和单调乏味画等号，它是一种美，一种最为真实的美，只是不少人未能感悟到而已。通过《浮生六记》可以领略这一点，我们由此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得到人生的启迪。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拿《浮生六记》与《红楼梦》做个比较，这部书曾被誉为“小红楼”，可见不少读者意识到两书之间的相似性。

　　说起来也巧，曹雪芹去世的时间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第二年，沈复和芸娘相继出生，这似乎构成了一种人生的接力，这种接力还表现在创作上。《浮生六记》虽然人物、内容、情节与《红楼梦》差别很大，但其内在精神则是相通的。不妨将《浮生六记》视作《红楼梦》的一部特殊续书。

　　二百多年来，《红楼梦》读者的内心里一直有个遗憾，那就是宝黛的爱情没有走向婚姻，因黛玉的早逝而人为中断。假如两人一起牵手走进婚姻殿堂，那该会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结局呢？

　　让我们按照生活自身的逻辑完成这个假设。笔者曾写过《宝黛结合又如何》一文，大致的内容是：假如宝黛结合，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就是生儿育女。孩子的陆续降生意味着贾宝玉、林黛玉告别青春时光，步入成年时代。随着孩子长大，不管贾宝玉有多么不情愿，人生的列车必定会将他送到父亲贾政的位置上。同样，面对孩子的吃喝拉撒，林黛玉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再去多愁善感，一个合格的母亲不可能在孩子成长的时候缺席，柴米油盐注定会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于是，贾宝玉、林黛玉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贾政、王夫人，这意味着往日生活的一去不复返，再也不能肩扛花锄去葬花，再也不能躺在奶奶怀里打滚，再也不能去吃女孩嘴上的胭脂。一切年少轻狂已成陈年往事，面对着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打着世俗和利益的各种盘算，不再有诗和远方，只有永远都处理不完的日常琐事。

　　再过若干年，宝黛二人又会坐在贾代善、贾母的座位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注定会将家族年轻人一代代成长的经历再次重演一遍，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循环往复。

　　问题在于，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这未必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自然更不是曹雪芹期待的人生。曹雪芹是位理想主义者，尽管家族败落，生活困顿，但仍然保有一份梦想，在困苦的人生中给自己，也给读者一点亮色，让大家不要活得太世俗。因此，林黛玉必须早早去世，她不能嫁给贾宝玉。随着贾宝玉、林黛玉年龄的增大，婚姻的选择也变得无可逃避。于是在他们成人之前，曹雪芹残忍的拉上了大幕。

　　老实说，笔者的这篇文章写得有些过于感伤和悲观，未能直面日复一日、高度重复的日常生活。《浮生六记》实际上延续了这个话题，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一个更符合生活逻辑的答案。

　　可以把沈复和芸娘的婚姻视作宝黛结合的现实版。两人十三岁订婚，十八岁成亲，说不上青梅竹马，却也称得上是情投意合。虽然他们的家世不如宝黛显赫，但四人秉性相近，都是属于聪俊灵秀的那种人，也就是《红楼梦》第二回里所说的正邪交赋。生在公侯富贵之家，就是情痴情种；长于诗书清贫之族，就是逸士高人。前者是宝黛，后者是沈复、芸娘。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十八岁结婚，意味着青春期的过早结束和成人世界的提前到来，这是曹雪芹不愿意面对的。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实际情况并不像曹雪芹担心的那样乏味，沈复、芸娘成亲后，生活确实平平淡淡，不外乎柴米油盐，但两人过得有滋有味，非常投入。两人或沧浪亭乘凉，或泛舟太湖，或改扮装束出去招摇，尽管这样的日子并不算多。居家的时候，两人因陋就简，把庭院、居室收拾得整洁雅致。

　　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是我们的生活，何以沈复夫妇过得如此开心？关键在心态不同。沈复、芸娘用一颗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每一天，努力发现生活中的情趣，本来就没有过多过大的奢想，小小的收获都能有一份欣喜。如果把目标定得过多过大，满足的日子注定大大少于不满足的日子，正如人们常说的，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这并非自我麻醉的阿Q精神，而是一种正确对待生活的态度，再说即便每天愁眉苦脸，日子就会因此而改变吗？

　　这就是《浮生六记》给读者留下的启示。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奇迹，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注定平平淡淡，努力过好每一天，发现生活中的情趣和快乐，也许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从这一点来说，曹雪芹的担心有些多余，宝黛的家庭条件比沈复夫妇优越很多，他们结合之后，生活未必就那么单调，也许比沈复更加丰富多彩，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相信读者从《浮生六记》获得的共鸣比《红楼梦》更多，毕竟沈复夫妇的生活离我们更近，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

俞平伯《题沈复山水画》 苗怀明提供

《独悟庵丛抄》本《浮生六记》 苗怀明提供

　　乐观又平凡的人生态度

　　《红楼梦》没有写到宝黛的结合，以悲剧而告终。《浮生六记》虽然写到了沈复、芸娘的婚姻生活，也仍以悲剧而告终。两者同样是悲剧，但内涵却各有不同。贾宝玉的出家是要告别往日的生活，而沈复撰写《浮生六记》则是记下自己对往日生活的留恋。平平淡淡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也许充满烦恼，一旦这种生活因家庭变故或其他原因而中断，马上就变得无比珍贵。人不能总是生活在记忆中，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随遇而安，这也许是《浮生六记》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全书所写，不管是欢乐还是悲伤，一切都那么平凡普通，我们在生活中每天都会遇到。惟其平凡普通，作者才不需要装腔作势，不必矫揉造作，对那些厌倦了说教训斥、读腻了高头讲章的读者来说，感同身受，从书中可以看到自己，从而引起强烈共鸣。真情实感，平淡自然，这就是《浮生六记》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地方。

　　转眼二百多年过去，尽管我们使用了手机、电脑，尽管地球已经变成了村庄，但我们并未走出《浮生六记》的时代，沈复、芸娘追求的幸福我们仍在追求，他们遇到的烦恼仍在困扰着我们，书中的事情昨天发生在沈复夫妇身上，今天也同样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本书的价值因岁月的积淀而变得更为丰富多元。

　　探讨这个话题可以从一个假设开始，假如沈复、芸娘生活在当下，他们的人生悲剧可以避免吗？只要认真阅读作品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悲剧在当下照样可能发生。芸娘的病逝固然与家境贫困、未能得到及时救治有关，但问题在于，假如她生的是无药可治的绝症，即便再好的医疗条件也没用，任何时代都会有悲剧的发生，不能把什么悲剧都甩锅给封建礼教，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推卸责任。

　　沈复夫妇生活的困顿固然与父母有关，父亲将他们逐出家门，这是他们不幸的开始。这种家庭的不和谐现在照样存在，不能都归结为封建礼教。沈复父亲做事比较粗暴武断，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沈复夫妇自身难道就没有问题吗？沈复作为儿子，没有处理好与父母、弟弟的关系，作为丈夫不能保护生病的妻子，作为父亲不能给两个孩子幸福安宁的生活，板子不能都打到父亲身上，老人即便有过错，也负不了这么多责任，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宽容开明，宽容开明只能作为一种运气，可遇而不可求。作为儿媳的芸娘多管闲事，做事莽撞，恐怕就不能仅仅用天真来辩解，毕竟都是成年人了，毕竟也是孩子的母亲了，处理好与公婆的关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一环，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芸娘的美丽、聪慧和善良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大家为她的不幸感到同情和惋惜，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她的另一面，那就是幼稚、天真，作为成年人，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优点，做事欠考虑，把本来应该和谐的家庭关系弄得一团糟，人不能永远停留在天真阶段。假如宝黛结合的话，大概率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问题只会更棘手，贾府的生活远比沈家要复杂，如果发生冲突，矛盾只会更加激烈。

　　芸娘是全书中最让读者牵挂的人物，她之所以如此可爱迷人，固然是出自其个人的禀赋，但不能不说她是因作者沈复而美丽。是作者可贵的开明、包容和爱心，给她提供了展现美丽人生的舞台，并将这些美好瞬间用文字记录下来，尽管这个舞台实在太小了。可以想象，如果换成一个俗不可耐的男人，比如《红楼梦》里的贾赦、贾珍之类，芸娘还能有这些逸闻趣事吗？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妻子的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丈夫手里。有什么样的丈夫，就会有什么样的妻子。是沈复培养和塑造了一位可爱迷人的妻子。当然这样的培养、塑造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芸娘自身性格及为人处世的缺陷给自己同样也给丈夫带来了很多麻烦。

　　书中的沈复是一位有才气、有个性的文人形象，相信这也是他有意留给后人的自画像。他虽然社会地位不高，生活困顿，但依然保持着难得的自尊，苦中作乐，享受人生，享受生活，即便是在借钱回家的路上，也要顺道到虞山一游，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难能可贵，对每个有着类似不幸遭遇的读者都是一种安慰和启发。《浮生六记》虽然写了不少人生的苦楚和无奈，但字里行间丝毫找不到那种毫无节制的宣泄和哀怨，而且作者的享乐也不是醉生梦死，自甘堕落的那种。他不仅热爱生活，而且懂得如何生活，尽管生活贫寒，但充实而有趣。看看他讲盆景、家居的那些文字，就可以知道，他绝非泛泛而谈，而是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从摹写山川风景的那些文字，可见其独到的鉴赏眼光，他不喜欢苏州的狮子林，不喜欢扬州的五亭桥，不喜欢南昌的滕王阁，但并非故意在唱反调，而是能讲出一番道理，给人以启发。

　　如果生活在当下，具备这样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相信沈复不至于沦落到没饭可吃的程度，他可能是位大学教授，可能是位园林专家，也可能是位成功的商人。这并不是说，现在就一定比那时好，但最起码实现人生的机会及评判成败的标准要相对多元一些，人生舞台相对要大一些。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二百多年间，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沈复笔下的苏州、扬州、杭州、广州、荆州，地名还是原来的地名，位置还在原来的位置，沧浪亭至今依然游人如织。但有了一部《浮生六记》之后，一切发生了改变，往日的风景又多了一层内涵和魅力，这不是眼睛能看到的，需要用心去体会。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1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