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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七，总书记同我们视频连线******

　　时政新闻眼丨腊月二十七，总书记同我们视频连线

　　2023年春节，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春节，传递着烟火气回归的讯息，承载着中国人特别的期盼。

　　过去十年，每到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都会走基层、问冷暖，听民声、送祝福。

　　这个春节，不一样的年景。总书记同基层干部群众拉家常，也有了不一样的方式——视频连线。

视频：习近平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来源：央视网

　　01

　　视频连线的那一头是谁？

　　于世寰是哈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他每天的时间表很固定：早上八点晨会，九点开始查房。

　　这所医院是黑龙江省新冠重症救治中心。为了尽可能多地收治重症患者，医院采用“全院一张床”的收治模式，骨科、儿科甚至妇产科的病房都用上了。这些也都是于世寰指导治疗的范围。上午查完房，手机显示，他已经走了一万多步。

△于世寰医生正在查房。（总台央视记者刘琦拍摄）

　　于世寰是从医30多年的呼吸内科专家。武汉疫情暴发后，他率领哈医大一院45名医护人员第一时间驰援，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在武汉的两个多月，他们积累了宝贵的治疗经验。现在，疫情防控进入了新阶段，防控重心从防感染转移到保健康、防重症，于世寰和同事们丝毫不敢懈怠。

△哈医大一院ICU病房。经过提前扩容，哈医大一院ICU病床数量从原先的288张增加到528张。（总台记者杨洋拍摄）

　　早上九点，塔克拉玛干大漠深处的塔里木油田还笼罩在黎明的薄雾中。室外气温只有零下20摄氏度。24岁的计量工程师田美霞开始每天的管线巡查。

　　五岁那年，田美霞跟着父母来到库尔勒生活。小时候她无数次路过油田基地，“塔里木油田”这几个字在她的记忆中一直闪闪发光。2020年，田美霞从东北石油大学毕业，选择回到大漠，加入塔里木油田。她说，不是不知道坚守大漠的孤独，但就是觉得“干这一行特别酷”。

△田美霞正在等待工作班车。特制的工作服能防止静电产生，这是安全生产的要求。（总台央视记者钟信伟拍摄）

　　来自安徽马鞍山的鲁德传，是北京新发地市场有名的“南菜大王”，主营扁豆、四季豆、青椒、尖椒等品种。仅每年10月到次年5月的“南菜北运”，他的营业额就能达两三亿元。

　　转过年，就是鲁德传的六十大寿。他说自己半辈子都待在了新发地，来这里28年，没有一年春节回过老家。

△从鲁德传那里购买豆类蔬菜的分销商正在搬运货物。（总台央视记者刘瑞琳拍摄）

　　疫情三年，回忆里有着苦涩和心酸。2020年6月，新发地涉疫临时封控，采购的蔬菜只能就地封存，眼睁睁看着在车里全烂掉。后来发放商户补贴时，鲁德传一分钱没要。他说，“是新发地成就了我，咱能自己解决的，就不麻烦市场和政府。”

　　如今，鲁德传心里的感觉就是“踏实”。“以前不敢进货，就怕封在路上或者市场里。现在，这些顾虑都没有了。”

△鲁德传春节售卖的椒类品种丰富。（总台央视记者刘瑞琳拍摄）

　　1月18日上午，于世寰和医院20位同事来到呼吸内科的护士站，田美霞同其他40名工友集结在塔里木油田公司的西气东输第一站，鲁德传与新发地批发市场的许多商户和群众相聚蔬菜一区露天交易区。

　　这一刻，虽然相隔几千公里的距离，他们眼前的屏幕通往同一个地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02

　　一场特别的邂逅

　　当天上午，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的，还有天南地北的这些人。

　　早晨五点半，福州市社会福利院，9层的老年公寓，房间灯光陆续亮起。82岁的刘小兰像往常一样，开始起床梳洗。

　　“老伴走掉了，我一个人在家里住，很孤单，但也不想麻烦小孩。”2018年春节过后，刘小兰就来到了福利院，转眼已有五个年头。

　　除了每天有专门的陪护，有新鲜的三菜一汤，老人最满意的，还是院里组织的各种活动。“我们可以做手工、学手语、唱唱歌、看电影、谈天说地，每一天都很充实。”

△福利院内，老人们聚在手工室，在社工的指导下完成一件件手工作品。（总台央视记者段德文、李炜拍摄）

　　这一天，院里组织了一场特别的迎春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刘小兰老人特意穿上红色羽绒服，戴上了红围巾。

　　上午十点多，在福利院的会议室，当习近平总书记的身影出现在大屏幕上时，老人才意识到这场迎春活动到底有多“特别”。

△活动现场，老人们隔着屏幕给习近平总书记拜年。正中间站着的，就是刘小兰老人。（总台央视记者段德文拍摄）

　　当天，郑州东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高山通过视频连线见到总书记，也是难掩激动。

　　作为一名“90后”，她的工作内容包括值岗服务台、为旅客问询答疑、遗失物品招领等。从清晨五点第一班列车出发，到凌晨一点最后一班火车抵达，“每天都有大量旅客问询，几乎没有一分钟是停下来的。”

　　疫情防控期间，高山和同事们的工作节奏慢了下来。作为全国最大的高铁站之一，郑州东站客流量最低时不到1万人。

△1月18日，高山（左起第二位）现场参与总书记的视频连线。（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拍摄）

　　如今，火车站的人气又回来了，客流量已经增长到每天十几万人。看着一度冷清的候车厅恢复往日的热闹，虽然更忙、更累了，高山说，“这更让我感到充实，充满正能量。”

△郑州东站。（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拍摄）

　　早晨六点不到，云雾缭绕的寨子里升起阵阵炊烟。农家乐经营者陈继良点炭生火，着手准备客人订好的烤全羊。

　　石椅羌寨，位于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是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被誉为“云朵上的山寨”。

△节日气氛浓郁的石椅羌寨。（总台央视记者张宇拍摄）

　　2013年，常年在外做泥瓦匠的陈继良返乡创业，开起了夫妻档的农家乐。夏天有枇杷、李子等鲜果，冬天有腊肉、排骨等年货。去年，夫妻俩挣了20多万元，这比他过去在外打工四五年挣的还要多。

　　临近年底，陈继良和村里的农家乐经营者，迎来了节前一大波游客。让乡亲们没想到的是，总书记春节前夕视频连线全国六个地点，其中就包括石椅村。

△陈继良夫妻俩合影。（总台央视记者黎兵拍摄）

　　03

　　总书记问了我们这些事

　　1月1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总书记第一个连线的，是于世寰所在的哈医大第一附属医院。总书记详细询问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发热门诊接诊、重症救治、药品配备和患者康复等情况。

　　医院负责人向总书记报告，这里收治的新冠重症患者去年12月31日达到高峰，之后缓慢下降。目前医院ICU床位使用率是85%，能够满足重症患者的救治需求。听到这些情况，总书记很欣慰。

△呼吸内科逐渐康复的患者正在做简单的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刘琦拍摄）

　　总书记同83岁的患者齐大爷连线交流。本月7日，齐大爷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转入于世寰所在的呼吸内科救治。经过于世寰和同事们精心治疗，齐大爷春节前就能出院了。总书记祝他早日康复出院，回家欢欢喜喜过年。

　　在连线中，总书记特别提到，要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关心关爱，于世寰听完心头一暖。

△于世寰和同事们和总书记互致新春祝福。（总台记者陈治铜拍摄）

　　在同福州市社会福利院视频连线时，总书记问起生活和医疗条件、疫情防控和老年人疫苗接种等情况。

　　福利院负责人告诉总书记，今年春节将有203位老人在福利院过年。刘小兰老人就是其中一位，她觉得留在院里过年更踏实。

△春节将至，福利院里装扮一新。（总台央视记者蒋硕拍摄）

　　作为在院老人的代表，刘小兰老人向总书记介绍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比如这里每周都会组织跳广场舞等。她还告诉总书记，连线现场摆放的手工作品，都是福利院老人们亲手做的。

△现场摆放的老人们的手工作品。（总台央视记者耿旭菲拍摄）

　　“总书记好！”来自塔里木油田石油工人的问候，声音雄浑有力。他们身后，是壮观的油气运输管道。

　　节日期间大家能轮休吗？你们在外过年，年货都准备好了吗？春节期间，你们如何抓安全生产、确保平稳供气？总书记问得很仔细。

　　田美霞站在第一排，当总书记问到年货问题时，话筒递到了她手里。她没想到，总书记就像家里的长辈一样，惦记着他们怎么过年的事情。

△管线巡查工作天没亮就开始了。（总台央视记者钟信伟拍摄）

　　除了本职工作，田美霞还兼着工会的事务。场站员工过年的事情就是她在张罗。今年春节期间，有280人留在岗位上过年。田美霞告诉总书记，他们准备了丰盛的菜品，丰富的文娱活动，大家会一起看春晚，包饺子，吃年夜饭。

　　总书记叮嘱大家站好岗、供好气，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总书记的话让田美霞和同事们倍感振奋。（总台央视记者钟信伟拍摄）

　　04

　　总书记这些话给我们信心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连线的六个地点，有一半是能源保供、市场保供、交通保通保畅的第一线。他看望慰问的既是具体点位的基层工作者，同时也是整条战线的干部职工。

　　为了保障春运，高山所在的郑州东站加开车次，每天达700多趟。作为客运车间值班站长，她的工作更忙了。今年春节，高山还是一个人留在郑州过年。大年初一，她将在服务台岗位上，同南来北往的旅客度过新春第一天。

△高山正在为火车站旅客解疑答问。（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拍摄）

　　在同郑州东站视频连线时，总书记说，长期以来，交通运输系统的干部职工埋头苦干，担当奉献，功不可没。

　　总书记这一番话，让高山更加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所在。“守护万家团圆，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春节将至，郑州东站站台上悬挂起红灯笼、中国结等。（总台央视记者杨立峰拍摄）

　　面对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商户和群众，总书记说，“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他要求加强粮油肉蛋奶果蔬菌等重要民生商品的产销保供，确保数量充足、品种丰富、质量放心、价格稳定。

　　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的“南菜大王”鲁德传留意到，总书记在“粮油肉蛋奶果蔬”之后加了一个“菌”。在他看来，这体现了总书记对进一步丰富“菜篮子”的重视。

△1月18日，鲁德传（第一排左起第八位）与其他商户代表们一起，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总台央视记者刘瑞琳拍摄）

　　鲁德传说，市场里的每一个商户，都是保供稳价的“守护者”。春节临近，他自己的进货量就比以往多了将近一倍，从每天100吨增长到现在的每天180吨，而价格与日常基本持平。

△首届新发地年货节现场的各类果蔬。（总台央视记者刘瑞琳拍摄）

　　“去年我们游客达到20多万，全村人均收入4万元以上！”在石椅羌寨的视频连线现场，村支书向总书记汇报了这一个好消息。

　　总书记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

△石椅羌寨村民们给习近平总书记拜年。（总台央视记者关舟拍摄）

△连线开始前，人群中的陈继良。（总台央视记者关舟拍摄）

　　身着羌族传统服饰的陈继良站在第二排左侧，现场听到总书记的鼓励，他的信心更足了。新的一年，陈继良打算把自家小院再打造一下，进一步扩大规模。

　　在连线现场，总书记说，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我最担心的是农村和广大农民朋友。

　　陈继良告诉《时政新闻眼》，“我们家都阳康了，村里也有药。”在他看来，抓好疫情防控，村民和游客就能更加安心。

△村民们聚在石椅羌寨文化广场上，跳起沙朗舞，迎接新春。（总台央视记者李增仁拍摄）

　　05

　　“坚定信心、抖擞精神，齐心协力加油干”

　　东西南北中，神州共此时。

　　在同六个地点逐一视频连线之后，分屏切换为同屏。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六地干部群众发表重要讲话。

　　往年是到基层走一走，今年改为视频连线，总书记说起了其中缘由。他说，今年采取视频连线的方式，看的地方更多，东西南北中都有，虽然隔着屏幕，但我依然能感受到全国各地浓浓的年味，感受到大家的幸福和喜悦，我的心同大家、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始终是连在一起的！

　　总书记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能欢欢喜喜过好年。”

　　辞旧迎新之际，总书记为过去一年点赞，“每个人都了不起”；也为新的一年加油，“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抖擞精神，齐心协力加油干，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作为、更大收获！”

　　新的一年，哈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医生于世寰有着自己的打算。疫情暴发以来，很多学术交流都暂停了，他希望自己能尽快恢复过去那种学习状态。他说，只有医学不断发展，自己的医术不断精进，才能造福更多的患者。

　　福州市社会福利院老人刘小兰回到自己房间，发现窗户上已经贴上了“福”字。“新的一年，希望国家好，我们个人也好。我们大家庭小家庭和和睦睦，老人们一起平安、幸福地度过晚年。”

　　塔里木油田的“90后”姑娘田美霞说，每天看着源源不断输出去的气，想到自己和同事们保障的是下游4亿多居民的生活，就觉得挺自豪的。“不是我奉献了青春，而是塔里木点亮了我的青春。”

　　总书记勉励新发地批发市场在拓展货源、丰富品种、保证质量上下功夫，这让商户鲁德传干劲更足了。这个春节，他将同2000多位留守商户一起为首都市民的餐桌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供应。

　　郑州东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高山的老家在新乡，虽然距离郑州不远，但她在2月15日春运结束后才能回家。她说，“疫情结束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腾出时间回家看看。”

　　“总书记还说了腊肉好吃，多吃一点！”四川石椅羌寨农民陈继良一直沉浸在见到总书记的兴奋当中，“我们这里的苔子茶，总书记说没尝过。希望有机会总书记来我们村做客，尝尝我们的特产，看看我们村的新样子。”

　　监制丨申勇 龚雪辉

　　主笔丨谢晓光 覃思 刘瑞琳

　　记者丨郁振一 侯艳 刘琦 赵化 杨洋 李炜 段德文 耿旭菲 王鹏飞 杨立峰 潘毅 马超 黎兵 张宇 李增仁 陈春晓

　　责编丨刘瑞琳

　　视觉丨陈括 张晶

　　编辑丨王尊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