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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协香港地区委员吴志斌：科创是深化皖港合作新突破口******

　　中新网合肥1月14日电 (记者 张强 吴兰 张俊)“目前，安徽省正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车道，努力成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在此历史发展的契机下，要深化皖港两地的经济文化互动合作，科创必然是一个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更是开创皖港合作的新面向。”安徽省政协香港地区委员、安徽省侨联副主席、香港安徽联谊会总会常务副会长吴志斌14日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当日，安徽省“两会”继续在合肥市举行。作为“老委员”，吴志斌坦言，五年的委员任期，让他从对安徽感到陌生变得熟悉与亲切，从一位对安徽的旁观者、欣赏者变成了安徽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从最初的荣誉感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沉甸甸的责任感。

　　过去五年，作为安徽省政协委员，吴志斌共参加了皖港活动逾百场。三年的疫情，让港澳委员来皖履职增加了很多困难，但吴志斌2021年至2022年之间仍克服困难，每年都二次返皖履职交流。

　　履职期间，吴志斌积极参与安徽省脱贫攻坚，设立的“吴国修端仁教育基金”五年来资助了二百多名贫困中学生升读大学，扶贫助学与扶贫消费总额逾百万元。

　　同时，吴志斌还深入安徽九个地市，推动各地市在港成立地市级“同乡联谊会”，2022年底“香港合肥同乡联谊会”正式成立并运作。“我觉得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履职的初心、心中的责任，有信念，办法总比困难多。”

　　如今，参政履职的工作让吴志斌成为一名“新安徽人”，不仅自己在安徽置业，更动员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女儿到安徽创业。

　　在今年安徽省“两会”上，吴志斌根据安徽发展动态，重点关注皖港科创交流合作，并积极建言献策。

　　吴志斌说，皖港科创合作有基础有政策。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为全国第7位，并连续11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合肥和立志建立“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香港，具有高度的战略重叠性。皖港两地从技术发展的资源储备、创新政策的支持力度以及人才吸引到企业落户等方面，都有相同的策略性谋划和施政目标。

　　为实现皖港两地在科技创新的多、深、广的合作交流，吴志斌建议，安徽应建立省级科创统筹领导小组，制定专门与港交流、协作的相关机制，弥补皖港长久以来的互动欠缺，针对性设立皖港科创基金，实现和培育有深度、有专题、精细化的科创交流活动。支持鼓励两地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同时，应发挥省级国有公司、在港窗口公司(香港黄山公司)、民营在港企业的主体性作用，深入洞察两地合作的“契合点”，尤其是在发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优势方面，着重结合香港特区政府对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引进相关企业项目，完善两地科创生态圈。

　　此外，要实现人才和项目的互动互联，其中在港安徽政协委员在发挥履职双重作用的同时，更要进一步起到“双面黏合”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皖籍海归和港漂科创、金融人才落户香港，成了香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新生力量。安徽省需调动且发挥这一批人才的积极性，创立多领域、多面向的人才交流合作项目，定期举办人才项目峰会和考察活动，以国家级科创项目计划为主导，联合两地高精尖人才团队，以实现人才、资源和项目的互认、互动、互赢。(完)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数据驱动新阶段******

　　1月4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第五届数据资产管理大会”发布的《大数据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我国大数据技术产业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已形成数据存储与计算、数据管理、数据流通、数据应用、数据安全五大核心领域。

　　从《白皮书》披露的数据看，我国大数据发展环境持续向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生态体系持续优化，市场前景广受认可。

　　从创新能力看，2021年我国发表大数据领域论文量占全球31%，大数据相关专利受理总数占全球超50%，均位居第一；从生态体系看，2021年我国大数据市场主体总量超18万家，形成了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企业不断涌现的发展格局；从市场前景看，2021年我国大数据相关企业获投总金额超过800亿元，创历史新高。

　　“2022年，我国在政策、人才、资金等方面持续加码，为大数据后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特别指出，《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的印发，是我国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迈出重要一步。

　　尽管我国数据生产要素制度建设再获关键政策支撑，但未来发展，还要看大数据技术产业，即五大核心领域如何应对挑战。

　　针对《白皮书》罗列的各项挑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以数据流通领域为例指出，数据流通技术提供了“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可控可计量”的数据服务新范式，数据流通市场逐渐从“以数据产品为主”向市场驱动的“以数据需求为主”转变，挑战也越发凸显，比如，数据权属界定的场景与问题复杂，对参与数据流通的主体权利关系，理论、制度和产业实践层面均尚未形成共识；数据的估值定价尚缺乏科学、标准的评价方法；数据流通的准入、竞争等行为约束没有清晰的法律界定，配套规则不完善；隐私计算等数据流通关键技术应用不成熟。

　　谈及被列为首位挑战的数据权属界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建民说：“从土地到石油，生产要素的产权界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数据确权也是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逻辑起点和法律前提。《数据二十条》将弥合此前关于数据确权的各种分歧，引导各方将力量集中到更为细致的制度研究和设计上。”

　　数据流通的重要前提是数据开放，它所带来的安全挑战来自何处首先需要廓清，《白皮书》给予明确：数据安全责任体系构建尚不成熟，数据安全的主体责任边界模糊；具体业务场景下的技术落地仍然缺乏实践指引，数据安全管理与技术易脱钩；传统网络安全防护思路与措施无法满足当下的数据安全防护需求。

　　“对数据开放中的安全性、合规性、权益分配等方面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据的互联互通与价值实现，市场因而呈现‘数据需要开放，却又难以开放’的困境。”中国电子数据治理工程指挥部技术部主任国丽认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扎实的安全技术支撑，需建立覆盖产权、流通、分配、治理的一体化的数据安全与数据要素化工程体系。

　　以《数据二十条》出台为标志，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从技术引领进入到数据驱动的新阶段，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秘书长高素梅强调，目前我国数据管理的水平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数据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仍然影响数据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培育与开拓。（刘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